海與陸又恢復了平靜,然而,歷史從此改變。改變歷史的人,則有多人埋入了地下,或沉入海底。
──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第43章「北線尾」
2025年11月中,網路社群媒體突然驚傳醫師作家陳耀昌辭世的消息,一時之間引發社會關切,各界人士(包括文學、歷史、社會、影視等諸文化領域)紛紛為文悼念。
概觀而論,在醫學史上,陳耀昌的地位無可撼動,被譽為「台灣骨髓移植之父」。他於1983年完成台灣第一例骨髓移植手術,不僅建立了台灣的骨髓庫基礎,更推動了後來幹細胞研究與再生醫療的發展。除了臨床技術,他也致力於法規與制度的建立,包括2005年推動《法醫師法》三讀通過,創立台大法醫學研究所,提升了台灣法醫的專業地位與人權保障;晚年則擔任衛福部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小組召集人。
在文學創作上,陳耀昌醫師在60歲後才開始提筆寫小說,透過「用小說填補台灣歷史的空白」的初衷理念,陸續創作出《福爾摩沙三族記》、《傀儡花》、《島之曦》等作品,其影響力完全不亞於專職作家。一般評論者大多肯定他「考據嚴謹」的寫作態度。雖然有文學界專業人士曾指出其作品在寫作技法上較偏向大量剪裁史料的歷史敘事,針對人物形象和動機的描寫較為薄弱,且從其血液醫學知識發展出「原漢和解」的族群觀念,卻也因此陷入「血緣論」的迷思中,但普遍公認他對於「台灣歷史意識的喚醒」有著巨大貢獻。
除了橫跨醫學、文學方面的成就之外,我個人認為陳耀昌醫師最特出之處,在於他的個性喜歡跟人接觸互動同時也善於交際,因此往往能夠將自身對於文學創作和歷史考據的那股熱情感染給與他合作共事的人們。正如林芳玫教授在臉書貼文所言極為貼切:「他還是有很多時間可以呼朋引伴,召集學界或文學圈的人共聚一堂」、「把跨領域的諸多學者、專家、作家連結在一起,推動台灣醫學、歷史、文學社群,以集體的方式,共同成長」。
從文學政治的社會學視角來看,陳耀昌醫師堪稱當代台灣極具代表性的「文史運動家」(有別於從事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家」),以及戮力推展文學、歷史等跨領域文化政治的「媒合者」(Deal Maker)。
革命與藝術的交織:作為影視化改編的潛力故事
陳耀昌醫師曾說,他的告別式要放作曲家拉威爾(Joseph Maurice Ravel)作品〈波麗路〉(Boléro)。
相較於他最初心心念念「要為原住民發聲」的首部歷史小説《福爾摩沙三族記》,抑或改編成影視劇《斯卡羅》、因其小說與史實的爭議觀點而引發廣泛關注的《傀儡花》,我私心偏好他以上世紀1920、3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家盧丙丁(1901〜?)與聲樂家林氏好(1907〜1991)這對走在時代前端的夫妻作為故事主角,全書展現「台灣女性自覺意識」與「台灣流行音樂暨社會運動史」相互交織、至今仍鮮少引起媒體討論的《島之曦》。
小說中不僅重現了1930年代台灣流行歌曲唱片工業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古倫美亞唱片」(Columbia Records)的歷史場景,娓娓講述林氏好與當年台灣樂壇兩大傳奇人物─作曲家鄧雨賢與作詞家周添旺的合作,於1933年灌錄發行了78轉留聲機曲盤《月夜愁》。該唱片由鄧雨賢擔綱編曲、周添旺填詞,並交由林氏好演唱。林氏好也因此成為台灣第一代受過聲樂訓練的流行歌手(女高音)。書中呈現了她如何將西洋美聲唱法融入台語流行歌,與當時「古倫美亞」旗下另一位知名歌手「純純」(1914〜1943)的歌唱風格有所區別。
除此之外,作者亦更多著墨於林氏好與丈夫盧丙丁的互動,這亦是全書最動人也最心酸的互動線。盧丙丁身為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社運健將,卻不幸罹患「漢生病」(俗稱痲瘋病)。在林氏好音樂生涯初期,盧丙丁雖然投身激烈的社會運動,卻非常支持妻子的歌唱事業。極具才華的他,甚至曾將中國民謠〈太湖船〉填詞改編為台語版〈月下搖船〉讓林氏好演唱,展現了這對夫妻在亂世中以藝術相濡以沫的情感。
之後,隨著盧丙丁病情加重,為了不連累林氏好剛起步的歌唱事業、避免社會對痲瘋病患的歧視波及妻小,盧丙丁選擇自我放逐(後被強制收容進樂生院),並主動提出離婚。小說中深刻描寫了林氏好在「錄製唱片的光鮮亮麗」與「丈夫重病被隔離的陰暗痛苦」之間的內心撕裂。她唯有靠著歌唱,遂將對丈夫的思念轉化為奉獻藝術的動力。
陳耀昌醫師透過這些互動描寫,投射出當時台灣的兩道曙光:盧丙丁代表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之光(雖因病殞落),以及林氏好代表的藝術之光(透過唱片與歌聲流傳後世)。她從一位革命家的妻子,轉變為獨立的藝術家,在古倫美亞唱片的錄音室裡,唱出了屬於台灣人的哀愁與希望。
私以為《島之曦》其實是蠻適合改編為電視劇的一部歷史小說,據聞陳耀昌醫師生前也曾構想過《島之曦》的影視改編計畫,只可惜天不假年,今後或許可再繼續推動,令其島嶼晨光的時代精神再度重現。
窺見《島之曦》小說中的「滿州國」台灣人足跡
來到小說末段,林氏好在丈夫盧丙丁失蹤後,為了擺脫在台灣身為「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壓抑氣氛,以及尋求更廣闊的藝術發展空間,於1940年代(二戰末期)決定帶著一家人前往當時被許多台灣人視為「新天地」的滿洲國(今中國東北),並擔任「新京交響樂團」的專屬歌手。
透過林氏好移居滿洲國的這段經歷,《島之曦》呈現了日治末期台灣人──1932 年日本扶植下的「滿洲國」成立,由於當時提供較高的薪資待遇和更好的就業機會,讓不少台灣人選擇前往。據統計,1930年代,超過5000名台灣人基於求職、求學、依親、商貿等因素而遠赴東北滿洲國打拼,這段歷史因涉國族認同,後來鮮被提及──為了尋求尊嚴與出路,紛紛離鄉背井前往中國東北發展的歷史切片。小說與相關歷史背景也觸及了當時在滿洲國活躍的其他台灣人,包括歷史上擔任滿洲國外交總長的謝介石、長老教會的陳嘉音醫師、在新京醫科大學任教(後來擔任長春台灣省同鄉會長)的郭松根等。書中描繪了他們在那裡相對優越但依然漂泊的處境,以及這段經歷如何影響了他們戰後的命運。
旅居滿州國期間,林氏好不僅在當地演唱,還組織歌舞團進行巡迴表演。隨之更接觸了中國的流行音樂文化,並開始學習並演唱「國語(華語)」歌曲。這段經歷成為她後來在1945年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能夠迅速適應新政權語言政策(從日語轉向華語)的關鍵因素。小說以此暗示了台灣人在不同政權交替下的生存智慧與文化韌性。
小說結尾處,作者特別安排了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場景。林氏好在滿洲國的一座劇場裡,於夢境(或幻覺)中看見了失蹤已久的丈夫盧丙丁。兩人在滿洲國的時空下「重逢」,聆聽著台灣歌謠。這象徵了兩人雖然在現實中因政治迫害與疾病而分離,但在精神與文化認同上依然緊密相連,同時也寄託了作者對那個時代台灣知識份子命運的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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